过去5年，我国PM2.5浓度的降幅超过30%，超额完成大气治理任务。尤其在“尾部治理”方面，动作最多、贡献最大，贡献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别是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调整。

　　大气污染治理“负重爬坡”

　　多年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认

　　今年3月，时任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说，当前大气污染治理还处在负重爬坡、任重道远的阶段，来不得半点松懈。

　　7月，生态环境部的记者会上，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曾解释过京津冀及周边到底有多“重”——以京津冀及周边6省市(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)为例，国土面积仅占全国7.2%，消耗了全国33%的煤炭，生产了全国43%的钢铁、45%的焦炭、31%的平板玻璃、19%的水泥、60%的原料药、40%的农药，原油加工量占全国28%。而机动车的保有量占全国28%。

　　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偏重、能源结构偏煤、产业布局偏乱、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……重化产业围城显然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。

　　自2013年以来，各地持续推进火电超低排放改造、“煤改气、煤改电”、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、燃煤锅炉和工业企业污染治理，强化机动车排放管控，并在秋冬季采取重污染企业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等措施，减少燃煤使用量，提高工业企业治污效率，推进车油一体清洁化和农村生物质清洁利用，降低燃煤、工业、机动车和居民生活的污染物排放，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。在同样不利的气象条件下，今年入秋以来的污染严重程度相比过去3年同期降低。

　　污染等级已经降低，污染症状也有所减轻，空气质量正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容否认。只是目前仅靠肉眼感知，无法辨别相邻两个污染等级的区别，因此看起来污染似乎没有减轻。至少降低两个等级，我们才真正“看到”变化。

　　我们真正要减的是排放量，

　　而不是错峰生产的企业数量

　　今年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-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中，将去年的“对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要实施统一的停工限产比例”，改为“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错峰生产，不再做硬性要求”。要求也变了，去年要求PM2.5平均强度下降15%，今年只要求同比下降3%。

　　今年雾霾返城，有媒体提出疑惑：是否减排力度过于宽松?

　　对此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表示，无论采取哪种治理措施，从设计到落实行动之间的距离、折扣越小，效果就越有保障。以目前争议较大的“错峰生产”为例，选哪些行业、停哪些企业、错峰时间多久等，都是经过一番深入研究，而非图热闹。但为何还有人提出质疑?关键在于，我们真正要减的是排放量，而不是错峰生产的企业数量。

　　贺克斌院士表示，以前就曾发生部分地区把僵尸企业报上来进行“错峰”的情况，相当于做虚账。最终结果就是，“天上”不会给你回报。再以天津为例，去年冬季，北京市全市错峰生产的企业为300多个，今年却只有100多个。企业数量减少，并不意味着减排力度减弱，而是在总结前期工程的基础上，错峰生产越来越有经验，效率也更高了。

　　如何进一步挖掘减排潜力?

　　深层治理在于“动结构”

　　贺克斌院士表示，过去5年，我国PM2.5浓度的降幅超过30%，超额完成大气治理任务。尤其在“尾部治理”方面，动作最多、贡献最大，贡献位列二、三位的分别是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调整。
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尾部治理的剩余减排空间相对有限。例如大型火电厂治理，我认为就基本“毕业”了。它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已降至世界最低，未来再上什么装置、再进行大幅减排的意义不大。下一步重点应转移到非电领域，同样是用煤大户，实现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是潜力所在。

　　但我们也要看到，非电行业的减排潜力同样有上限。要继续实现深层治理，就到了不得不“动结构”的时候，也就是产业、能源、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。

　　以能源结构为例，为何要进行调整?已采取的“散乱污”企业治理等尾部治理方式，目前仍存在反弹可能，为防止企业偷偷排放，相关部门还需配套相应的监管措施。而能源结构一旦调整，企业用能就不可逆转，排放情况随之改变，未来自然不会再出现偷排行为，这才是根本。

　　大气污染治理的拐点何时到来?

　　随着四大结构逐步优化调整，大气污染治理的拐点何时到来? 贺克斌院士：我们首先需明确“拐点”的概念，它既包括污染天数，也包括污染程度的转变。若以PM2.5排放情况作为参照，我认为2013年之后已经迎来第一个治理拐点。我国PM2.5排放浓度，已由过去是欧美国家的10倍左右降至2-5倍，主要城市的PM2.5浓度也不再继续上升。但要真正消除人民群众对重污染天气的印象，可能要到2025年左右。